导语：作者：柳玉东（南阳师范学院历史学院）、李世晓（南阳市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
原文刊于：《中原文物》2022年第3期总第225期
本文系南阳师范学院汉文化学科群建设项目阶段性成果之一
【内容摘要】淅川赵杰娃墓地M42，经考古发掘出土五块反映汉代农业生产的画像砖，经考释分别为牛耕图、中耕除草图、牧羊图和舂碓图、扬扇图；墓葬时代为西汉晚期，墓主人为县令级官吏；画像砖丰富了南阳汉画的内容和题材，是南阳汉代农业生产的真实反映，为研究南阳汉代画像砖墓和汉代社会生活等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具有重要价值。
【关 键 词】南阳、画像砖、牛耕图、汉代
【内容摘要】淅川赵杰娃墓地M42，经考古发掘出土五块反映汉代农业生产的画像砖，经考释分别为牛耕图、中耕除草图、牧羊图和舂碓图、扬扇图；墓葬时代为西汉晚期，墓主人为县令级官吏；画像砖丰富了南阳汉画的内容和题材，是南阳汉代农业生产的真实反映，为研究南阳汉代画像砖墓和汉代社会生活等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具有重要价值。
淅川赵杰娃墓地M42，位于河南省淅川县仓房镇挡子口村赵杰娃山头汉墓群［1］。该墓引人关注的是出土了五块反映农业生产的画像砖，现将该墓出土的反映农业生产画像砖及其相关问题考释如下。
M42共出土反映汉代农业生产的画像砖5块，其中编号为17号的画像砖，原报告定名为“牛耕图”，出土于墓室前端上部填土中，上部及左端残缺。砖规格为（残）37厘米×36厘米×6厘米。画面右下部模印两组“二牛一人”牛耕图，上面一组上部残缺，下组较完整。
这幅画像中反映的牛耕画像与山西平陆枣园村王莽时期壁画墓的绘画牛耕图［2］、江苏睢宁双沟画像石墓的牛耕图［3］、陕西米脂东汉画像石墓牛耕图［4］都十分相似。这些牛耕画像无一例外反映了汉代二牛一人耕地的农业生产方式。我国牛耕起源于春秋时期，到了汉代，牛耕已普遍推广，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武帝时，重视农业生产，下诏曰“方今之务，在于力农”，任用赵过为搜粟都尉，推行“用耦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过缦田畮一斛以上，善者倍之”［5］。可见在西汉武帝时，用耦犁耕作仍是一种比较先进的牛耕技术。但是，这种牛耕方式主要采用一人在前面牵牛，一人在单长辕的一侧控制犁辕调节耕深，一人在后扶犁，显然比较浪费人力。因此，至迟在西汉晚期，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不断探索，逐步改进了犁的构造，安装了可调节深度的犁箭，取消了牵牛人和掌辕人，形成了一种更为先进的牛耕方式。
图一 M42第17号画像砖拓片（采自《淅川赵杰娃墓地》，科学出版社，2016）另外，原发掘报告中认为：该画像砖的“右端有一罐状物，其下一人着对襟短褂，右手上举，似在喊田中劳作之人用饭”。笔者认为，从画像砖模印的形象来看，画像砖右上端的该人物，左手挎篮，右手上扬，且其位于上部田地线之下，显然是和下部牛耕属同一组画面，因此，其在画面中表达的作用显然不是“喊田中劳作之人用饭”，而是正在随墒撒播种子，这与睢宁双沟出土的牛耕小车图中“农夫身后一儿童提篮随墒撒种”的儿童身形和手势完全一致。
而牛耕图的上部，又刻画四条平行的横线，显然是表达另外一块田地劳作的画面，但由于左上部已残，只能看到农夫的下身，其右腿前倾，左腿后蹬，正在田间用力劳作。农夫身前下方有一三角状的农具，其把手呈45°倾斜向着农夫，下部与地平线相连，似为锄头之类的农具，这幅画面刻画的形象与南阳达士营发现的中耕除草画像石［7］类似，惜上部已残，因此，17号画像砖上部画面应为中耕除草图。
畜牧业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两汉时期，我国的畜牧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形成了以马、牛、羊、鸡、犬、豕六畜为主的畜牧业体系。M42编号18、19的两块画像砖，原报告定名为“牧羊图”。这块画像砖正是表现南阳汉代牧羊的画面，采用虚实结合的手法，表现出众多的羊群，羊腿间是茂密的草丛，牧羊人执鞭相随，反映了南阳汉代畜牧业的情况。（图二：1）
19 号砖仅剩画像砖右部，画面上部左端漫漶，右边原报告认为“一人站立，双手执琴立于地，前置一瑟或建鼓”。（图二：2） 但经对照原砖的构图布局和已出土的画像石画像砖的画面仔细考证，笔者认为这是一幅反映扬扇粮食的农业生产画面，图中的人物并非手执琴立于地，而是双手执扬扇正在扬去粮食中的秕糠。类似的人物形象在山东藤县宏道院对舂扬扇画像石、四川彭县舂碓画像砖都出现过。该画像砖人物的右侧表面上看貌似立柱的形象，实际并非瑟或建鼓，原砖上下两部分模印浮雕凸起明显，下部还模印有弧形堆积印痕，而中间部分为模印线条表现，实际上部是承接粮食的漏斗，中间是粮食正从漏斗自上而下流下，正中分叉的斜线，是表现粮食受到扬扇风吹而吹向右侧倾斜的场面，下部则是表现堆积一定数量的粮食的粮堆。而农夫身后形体高大浑圆状物，则疑似粮仓。因此，19号画像砖应定名为扬扇牧羊画像砖为宜。
编号20号的画像砖，发掘者定名为“生产图”，报告认为画面似表现作坊中生产劳动的场面。类似的画像砖在四川彭县和邛崃都有发现，其中1956年在四川彭县太平乡出土的舂碓画像砖，“画像砖正面是一座干栏式仓房，左侧有两架足碓，两人扶栏以足踏碓”［8］。这种“延力借身重以践碓”的杵臼，在汉代已普遍应用，至今民间仍有沿用此法加工脱粒的。1986年在四川省邛崃县羊安乡收集到一块舂碓入仓画像砖，画像砖“仓楼下的天井中，有一对杵臼，两人手扶扶架，足踏杵端而碓，另一人手持长棍立于臼前翻搅谷物”［9］。画像砖采用写实的手法，表现了汉代农民丰收后“或舂或揄，或簸或蹂”的农事活动场面，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也是墓主人生前丰衣足食的真实写照。
20号画像砖正是表现汉代农夫舂米劳作的场面，应定名为舂碓图为宜。所不同的是四川画像砖的舂碓图中，其舂碓的扶架与杵相比过于显得细弱，农夫扶架显得小心翼翼只能躬身踏碓，而20号画像砖的舂碓扶架粗壮，横栏结实稳固，农夫身体下压，更便于发力，比四川画像砖的舂碓似乎要更为先进些。（图二：3）
编号21 的画像砖， 发掘者定名为“ 耕作图”，画像砖仅剩画像砖左上角，尺寸为（残）15厘米×（残） 13厘米×6厘米。内容为一农夫正在田间劳作的场面。画中人后刻出一条横线代表田地，一人著长衣，双手紧握农具，弯腰低头，在田间耕作。由于画像砖残缺严重，已难以看出该农夫的具体耕作方式，但是，该画面表现的是该农夫正身体前顷，手握农具在田间劳作，似应表现的是中耕除草之类的画面。（图二：4）
汉代是南阳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遗留下丰富的遗物、遗迹。其中尤以出土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数量众多、内容丰富而著称于世，引人注目。按照一般理解，南阳应当出土较多的反映农业生产的画像石或画像砖，但是至今只有零散发现，孔永红先生认为“南阳地区，汉代农业虽然发达，但由于富商大贾把持着农业收入的成果，从而游戏于舞乐百戏、游猎斗兽之间，再加上南阳地区楚文化的影响，敬鬼升仙思想较为流行，故而农业生产的艰辛都被辛苦耕作的农民无声地带进了几乎没有装饰的坟墓里”［10］是有一定道理的。
因此， 南阳汉画的内容和题材， 多认为“以反映官僚富贾钟鸣鼎食、游闲游猎的场面为主”［11］。直接反映农业生产的汉画像石此前仅有南阳达士营发现的中耕除草图［12］，而且该中耕除草图还是在达士营征集而来，不是考古发掘出土。而M42 墓出土的五块反映农业生产的画像砖，是由考古发掘出土，具有确切的出土地点和相关文物信息，虽然部分残缺，但是该五块画像砖从耕地、播种、中耕除草、舂碓、扬扇、牧羊几个方面，形象直观反映了南阳汉代春种、夏耘、秋收和牧业生产的生产过程，特别是牛耕图、舂碓图、扬扇图和牧羊图在南阳均为首次发现，是汉代南阳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真实写照，不仅填补了南阳汉画内容和题材的空白，丰富了南阳汉画的文化内涵，而且为研究南阳汉代的农业生产和中国古代农业生产技术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尤其M42 墓的牛耕图，模印图案清晰，人物、牛的位置关系及犁架各构件反映明确，是汉代“二牛抬杠”农耕方式的真实反映。而且画像以写实的手法，清晰地表现了二牛一人的位置关系，以及由犁梢、犁床、犁辕、犁衡、犁箭各部件构成的犁架，应当是目前发现的我国汉代二牛一人牛耕生产方式的较早且真实的画像，因此在农业生产传统技术研究方面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二、M42的时代和墓主人的身份及相关问题探讨
（一）墓葬年代
淅川赵杰娃墓地M42画像砖墓没有发现可供断代的纪年文字材料，对于该墓时代的判定，只能依据墓葬形制、随葬陶器组合，来分析考证其相对年代。
首先，从墓葬形制上看，该墓结构较为简单，带有斜坡墓道。平面呈“刀”字形，墓室较宽，分前室、后室，两室等宽，东西相连。这类形制的墓葬根据以往发掘的资料时代当为西汉晚期到东汉早期。因此，该墓的发掘报告推断为“其上限年代最早可到西汉晚期后段即王莽建立新朝之后，下限可至东汉早期”是有一定道理的。
（二）墓主人身份及相关问题探讨
M42墓从墓葬形制与结构，用大量花纹砖、画像砖来构筑墓室，墓内还出土一些陶制八棱形空心画像立柱和“山”字形空心画像建筑构件等情况来看，该墓的墓主人不是一般平民，身份应该较高，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画像砖上画面多为墓主人生前生活的真实反映，故一些画面内容也能够体现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如新野樊集M37东门楣的车骑出行图，刻画出行的主车驾两马，前有两导骑，一导车，一执节跪坐的小吏。根据《后汉书·舆服志》记载：“长安、雒阳令及王国都县加前后兵车，亭长，设右騑，驾两。”［18］由于汉代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吏，用车制度皇室作了等级的规定：第一等约相当于诸侯王、列侯、秩万石的丞相。主车驾四马，从车驾两马，骑吏四人以上。第二等约为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的上卿、郡守等高官。主车驾两马、从车两辆，骑吏两人。第三等约为千石、六百石的县令至官秩在二百石以下的小官吏。主车驾一马，一从车，或一骑吏。据此赵成甫先生推定新野樊集M37的墓主人身份应当为县令级［19］。
M42画像砖墓出土的2号和12号画像砖均模印有双阙、持节小吏、配剑侍者的画面，2号画像砖的上部模印一组两人，“皆戴冠，着交襟长袍， 席地而坐， 怀抱金吾， 作对语状。右有‘ 102 （使）者君’的题记，两人之间横书‘（王）将军’三字”。这些均表明墓主人是应有一定地位的官吏。M42 也出现有车骑出行的画像砖，13、14和16号画像砖显示其车骑出行的画面。其主车驾为一马，前有一导骑，两持弓持矛步从，车后两驺从驱马奔驰。其车驾一马，导骑和步从模印在主车驾画像之上部。从其车马出行的规格来看，主人乘一车，前面有一导骑，两步从，车后两驺从等，可见其身份应当与新野樊集M37的墓主人身份相当，是县令级的地方官吏。
既然墓主人身份为县令级地方官吏，那么其墓葬随葬有狩猎、双阙、门吏、持节小吏、白虎铺首衔环、二龙穿壁等内容的画像砖，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似不应参加农业生产，随葬有大量反映农业生产内容的画像砖的确令人费解。出现这种情况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笔者认为这是由于墓主人同时兼并有大量土地，其另一种身份很可能是西汉晚期地主庄园经济的庄园主。这些牛耕、播种、中耕，舂碓、扬扇、牧羊的农业生产画像正是其庄园经济生产的写照，劳动者是其庄园内从事劳动的徒附或奴婢，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土地兼并和庄园经济的情况。
三、结语
淅川赵杰娃墓地M42出土的反映南阳农业生产的画像砖，经考释17号画像砖牛耕图形象地反映了南阳汉代“二牛抬杠”的牛耕耕作方式。18号牧羊图反映了南阳汉代的饲养羊的场面。19号画像砖原报告定名为牧羊图，其上部实际是反映汉代扬扇去糠的生产场面。20号画像原报告定名为生产图，实为舂碓画像，反映南阳汉代加工粮食舂米的场面。21号原报告定名为耕作图，反映了是田间劳作的场面。该五幅画面反映的内容均为南阳汉画所仅见，形象反映了南阳汉代的农业生产状况，丰富了南阳汉画的内涵，显得尤为珍贵。尤其M42墓的牛耕图，模印图案清晰，人物、牛的位置关系及犁架各构件反映明确，是西汉晚期“二牛抬杠”农耕方式的真实反映，因此在农业生产传统技术研究方面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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